专访陈季冰 财经观察者笔下的宋朝商业盛世（下）

新盛公司直属客服微信：（1145144946）随着《清明上河图》的细腻画卷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不禁思考：这幅画究竟揭示了什么？有人从中看到了王朝繁荣与国家贫弱的矛盾，有人感受到了士大夫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我们在历史的门户开启与关闭之间徘徊，同时在“宋史热”与“冷观察”的辩证思考中不断追问。宋朝为何能够成功？明清时期又犯了哪些错误？在《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衰落》一书中，资深财经新闻工作者陈季冰老师，带着新闻人的敏锐问题和现实关怀，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宋朝“历史治乱循环”背后隐藏的生产力秘密。

《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衰落》

作者：陈季冰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11月

陈季冰，资深专栏作家及财经评论员，曾担任《文汇报》财经新闻主编和《东方早报》副总编辑。他长期专注于经济新闻报道与时政财经评论，是多家知名媒体的特约评论员和专栏作家。他的著作包括《下一站：中国》和《逝去的盛景：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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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与微观的误解

记者：在您的著作中，您详细描绘了宋朝工商业的繁荣景象，同时也指出宋朝政府征收了历史上最多的税赋。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百姓的生活是否能够得到改善？宋代的繁荣是否惠及了全体民众，还是仅限于特定阶层？

陈季冰：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以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为例，大多数中国人都从社会繁荣中获益。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贫富差距可能有所扩大。当我们从宏观角度评价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时，往往会遇到关于贫富差距扩大的质疑。尽管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实现过共同富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比如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如何让更多人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等。

在研究宋朝历史时，我更关注的是宋朝是否在生产力前沿取得了突破。一个社会的整体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讨论贫富差距和共同富裕的基础。忽视这一前提而只谈贫富差距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不基于DeepSeek等科技领域的发展，空谈科技对未来的影响一样，这是一个虚假的问题。过去有句话叫“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也有其衡量标准。在古代经济社会中，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是否能够从农耕社会转变为以城市工商业文明为主的社会。脱离经济发展而谈论制度突破和现代性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即“蛋糕”做大，才有可能让更多人受益。

富裕家庭和富豪是自由市场的自然产物。简单地依靠政府行政力量干预市场以实现所谓的“公平”，只会扭曲市场规则，损害经济效率。为了在道德层面达到满意的结果，宋人在市场之外建立了覆盖所有人的社会救助体系，如慈幼局、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黄金时代”，但这取决于个人的身份和价值观。例如，对于士大夫而言，宋朝可能是黄金时代；对于诗人或将军来说，则是唐朝；对于战士，秦朝可能是最能发挥其价值的时代；而对于农民，清朝可能因其较低的税赋而成为黄金时代。评价一个社会的优劣并非绝对，而是取决于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的繁荣和富裕为成员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机会。在“重农抑商”的观念下，一些王朝试图将人力从高生产率的工商业部门转移到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但只有将资源和人力投入到高产出部门，社会才能进步和富裕。

记者提问：您在书中描述的宋朝市场与现今所说的自由市场是否相同？

陈季冰回答：在宋代以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构成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手工业和服务业是农业的补充，但随着宋代城市的兴起和消费者群体的扩大，这些市场导向的行业首次获得了独立的价值。与前代相比，宋代从事工商业的劳动者数量和比例都有显著增长，市场细分和行业种类也经历了爆炸性的发展。宋代的工商业市场主要由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高的民营作坊和店铺构成。

谈到宋朝市场与现代自由市场的关系，我们不能不提及古代的“官营”制度。在唐朝以前，工商业多为官方经营，从业者身份受限，地位低下。而宋朝以后，这些限制逐渐被打破，工商业实现了相对自由的经营，尽管在一些关键领域如香料行业仍存在国家干预。总体来看，宋代的官营工商业呈现出收缩的趋势。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过程，相对而言，宋朝在工商业的自由度上优于明清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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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记者提问：在您的著作中，多次提到宋代极端重视财富，这使我想到了财富在宋朝政府解决内外问题中的作用。您是否认为宋朝将财富视为解决内忧外患的策略之一？与此同时，宋朝对金融领域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实验精神。那么，在金融领域，宋朝有哪些创新举措？这些创新的效果如何？

陈季冰回应：我赞同您的观点，这种对财富的重视确实导致宋朝政府迫切寻求增加财政收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宋朝推出了许多金融工具的创新。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宋代已经出现了许多具有现代金融特征的服务行业，如商业担保、期货/预售方式，以及票据交易等。盐钞、茶引等，可以看作是现代票据交易的早期形式，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另外，宋朝因财政紧张而提前征收税收，这可以视为国债的雏形。而“质库”或“质肆”这类货币借贷服务，相当于旧时的典当行，它们提供了类似于现代银行的金融服务，推动了宋代金融借贷业的发展。

在这些现代金融的早期形式中，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的出现尤为引人注目。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经济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货币的广泛使用，货币在社会生活和政府行为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记者提问：提及两宋时期，王安石变法是一个无法回避且充满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它是宋朝的强心剂，也有人认为它是导致宋朝衰败的根源。您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为何“为天下理财”最终演变成了“剥民之具”？

陈季冰回答：关于王安石变法，我计划未来花费大量精力撰写一本书专门讨论。在此，我只能简要分享一下我的观点。王安石变法是一个复杂的事件，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考量。

首先，我认为王安石变法中的理念具有现代意义。新法强调货币在政府行为和市场组织中的作用，这在古代以实物交易为主的社会背景下，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从实物或劳务经济时代过渡到货币经济时代，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王安石变法的现代意义还在于他特别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这在古代中国特别是秦汉以后较为罕见。如果历史按照王安石新法的路径发展，制度不断演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充满无限可能。

最后，王安石变法高度重视政府行为的专业性。例如，变法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改革学校制度，设立算学、律学等学科，为培养财政等政府专业人才提供保障。王安石的新法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之处，或许也是他个人引以为傲的，在于这些经济政策往往蕴含着双重甚至三重的目标。王安石认为，市场中的不公平现象，如高利贷和政府收入减少，主要是由豪强作为中间商对市场的垄断和掠夺行为导致的。因此，王安石的新法主张政府取代中间商，旨在实现稳定物价、增加政府收入、打击豪强以惠及民众的三重目标。例如，青苗法通过以低于豪强的价格向百姓提供苗木贷款，帮助农民避免高利贷的剥削，同时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然而，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种简单用政府行为替代市场机制的做法是不可行的，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一大问题。但若将北宋的灭亡简单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似乎过于牵强。北宋的灭亡发生在王安石去世40年后，期间北宋王朝党争不断，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

总体而言，王安石的新法中包含的许多新理念令人敬佩，这些理念散发着现代性的光辉，顺应了时代潮流。然而，从客观角度分析，王安石新法的具体措施要么大多有害无益，甚至可能对经济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要么是难以实施的。改革者乌托邦式的国家治理理念与现实社会的运转逻辑、不同阶层的利益之间存在背离和偏差，这可能是王安石作为士大夫阶层视野的局限性。尽管王安石认识到制度的力量，但作为传统儒家士大夫，他在某些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会不自觉地回归传统道德。

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任何一项改革制度都不可能一开始就完美无缺，而是在不断试错中逐步演进。如果因为一项制度不是完美无缺就拒绝尝试，那么社会可能就没有进步的空间了。

在宋代，士大夫政治和理学兴起的时代背景下，记者提问：宋代是一个重视财富金钱的朝代，同时也是士大夫政治和理学兴起的时期。您提到王安石作为士大夫阶层存在视野的盲区，那么您如何看待宋代士大夫政治对当时工商业发展的影响？这些士大夫们的“义利”观是否发生了改变？

陈季冰回答：理学的兴起在宋代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从学术角度来看，它源于佛学的冲击，促使他们意识到需要建立儒学本位来应对佛学的挑战。从社会角度来看，它是为了适应宋朝社会的变迁。因此，北宋前期、中期的古文运动、道学兴起和政治改革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只是各自的侧重点和领域不同。余英时先生在其作品《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详尽地探讨了理学的演变历程。他指出，理学的一个关键起源，是源于对王安石变法的尖锐批评，王安石的变法理念对理学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以程颢为代表的理学家虽然同样强烈主张变革，但在改革方式上与王安石存在显著分歧。他们的变革主张，除了因国家在战争中的失败等现实原因外，也源于对当时社会巨变的洞察——工商业的兴盛、城市的兴起以及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这些都表明传统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实践已不再适用，因此他们寻求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和政策体系以适应新时代。作为传统儒家士大夫，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是恢复夏商周三代的理想社会，但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却各有见解。

实际上，在王朝时代，从皇帝到士大夫精英普遍认为理想的社会应是男耕女织的静态社会，并以恢复夏商周三代的井田制为己任。这样的观念不仅存在于实现大一统的汉、唐、明、清等朝代，同样也体现在宋朝。

然而，这些大一统王朝由于没有面临紧迫的外来军事威胁，统治者可以不计代价地推动国家向实现“理想”社会的方向前进——压制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流动性。而宋朝由于巨额军费开支的需要，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得不顺应市场力量，默许甚至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但在思想意识上，宋代的统治者和士大夫精英都将此视为一条“错误”的道路，并因此感到痛心。然而，宋朝的繁荣恰恰源于这些王朝统治精英试图将国家从“错误”的轨道引向“正确”方向的努力（如推行重农抑商、限制工商业发展等）的失败。

一个社会能否进入现代社会存在很大的偶然性，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往往能引发社会的重大变革。在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上，鲜有人能预见这些变革中产生的新力量将社会引向更高层次。

记者：您提到了宋朝思想市场的竞争，实际上宋朝社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为何在“万姓交易”的宋朝无法诞生《国富论》这样的经济学思想？浙东“事功学派”为何未能成为历史显学？陈季冰指出，南宋时期的浙东事功学派，包括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等，其思想中蕴含了许多与现代经济学相似的观点，甚至已显现出现代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早期形态。例如，永嘉学派的代表叶适提出，过多的税收反而导致国家治理失败，这体现了“小政府”的理念。叶适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是因为他意识到了政府全面干预的弊端，认为小政府在社会治理上更为高效。另外，范仲淹、沈括等人在亚当·斯密、约翰·洛克、凯恩斯几百年前就擅长通过刺激消费来缓解失业危机。这些思想的出现，主要源于他们所处时代商品交易和货币流转的普遍性，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与系统的经济学理论有所不同。

任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产生，都不是短时间内完成的，而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宋朝的事功学派为何在后世未能继续发展，反而被历史淹没？以现代西方科学的产生为例，从伽利略、哥白尼到牛顿、爱因斯坦，这一过程历时1000多年。而中国宋朝之后，社会发展出现逆转，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思想未能继续发展。尽管朱熹、陆九渊等宋朝理学家对宇宙探索充满兴趣，但划时代理论的出现需要演进，后人未能继续他们的方向。由于历史航道的改变，宋代理学思想回归到排他性的伦理主义范畴。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演进的进程，而不是简单追问为何未产生、未实现。一句话概括我国为何未产生现代科学或现代经济学的原因：宋朝之后，中国社会发展逆转或中断，宋朝拓展的可能性被扼杀。